芭蕉俳谐的基本理念:“风雅之诚”、“不易”“流行”第一、“风雅之诚”。“风雅”最初出现在《诗经》里,后被蕉门俳谐所引用,成为俳谐的基本理念。蕉门弟子服部土方(1657~1730年)在其俳论《三册子》中提出“诗歌连俳皆风雅也”。芭蕉在《笈之小文》中对“风雅”之意的解释:“西行之于和歌,宗袛之于连歌,雪舟之于绘画,利休之于茶道,其贯道之物一也。且风雅者,顺应造化,以四时为友。所见者无处不花,所思者无处不月。见时无花,等同夷狄。思时无月,类同鸟兽。故应出夷狄,离鸟兽,顺应造化,回归造化”。由此可见,芭蕉所提倡的俳谐精神和西行、宗袛、雪周、利休的艺术精神是一致的,是顺应自然的,在追求“风雅”中去掉私意私情,与自然合为一体,进入“风雅”的艺术境界中。“诚”即作品中作者表现出来的真情,和“风雅”一起构成是芭蕉俳谐的基本理念。芭蕉门人服部土方(在《三册子》中阐述道:“吾师芭蕉出其道(俳谐之道)三十余年,俳谐第一次开花结果。吾师的俳谐虽沿用以前的名字,但已经不是以前的俳谐了,是‘诚’的俳谐”,并进一步提及“吾师则给原本无‘诚’的俳谐注入‘诚’之意,成为永远的先贤。‘诚’经历世代变迁,在这个时代才被俳谐接受,可谓上天的安排也”。芭蕉的“诚”建立在庄子与禅宗相结合的哲学思想基础上,而二者的归宿点都在自然。正如《猿蓑·跋》中所写的“只仁心感物写兴而已”。郑民钦总结道,“芭蕉以平静之心看待大自然之一切风物,与花相对,与鸟相亲,人与物化,心与景融,自身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,物我一体、天人合一,这就是风雅之诚的精髓所在”。第二、“不易”与“流行”。俳谐的“不易”是指俳谐本质是具有深厚的艺术基础,给人的感动不是一时的,而是永恒的,不管到了哪个时代都具有生命力;俳谐的“流行”,不是指世俗意味的一般流行,而是专心致志潜心追求“诚”的结果,不是人为的,而是自然而然地融入新的艺术意境之中,且这种新的艺术意境最后将被世人喜欢、接受、传承,这是俳谐“流行”的真正含义。与自然的融合在芭蕉的人生中往往又与禅宗的无常联系在一起,羁旅的孤寂更促使他追求虚幻世界。据蕉门弟子向井去来(1651~1704)在《去来抄》1中论述,芭蕉是从《奥州小道》旅途中开始思考“不易”与“流行”的:“日月乃百代之过客,去而复来的旧岁新年也是旅人。浮舟江海送走一生和执辔牵马迎来老迈的人,日日都在旅行,长久羁旅异乡。古人多有死于行旅之中者。予不知从何年起,风吹片云,激起漂泊之思”。长久羁旅异乡,芭蕉深受禅宗“无常”思想影响,已经抛弃红尘,知晓了人生的无常,做好了“死于行旅之中”的思想准备。郑民钦认为“不易”和“流行”是禅宗思想在俳谐中的表现,二者“形成包容的一元世界,构成俳谐的神髓,达到禅的艺术境界”。